关军/人的体育

（这篇稿子，发表在4月下旬的《体育画报》上，刊发稿在不损害基本表述的情况下做了删节，这里发的是原稿。）

2008年的春天，是一段疼痛的记忆。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认知中国，竟是在不安、敌意乃至冲突中开始的，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开头，但也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未必就意味着一个糟糕的结局。

火炬之痛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微弱而执拗燃烧的奥运火炬，竟让我们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文明的冲突。

在英文表述里，它是“torch relay”，直译成中文应为“火炬传递”，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中国人喜欢称之为“圣火传递”。凡是被神圣化的事物，不仅会引起拥戴者更高规格的推崇，也自然会令那些反对者、“别有用心”人士“高度重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北京奥运会前的境外“torch relay”引起了史上空前的关注，也不得不面对史上空前的喧嚣。

与它背后的奥运会一道，奥运火炬被各种政治需求挟持为人质，形成了远远超过体育本身的世纪奇观。

毫无疑问，奥运会过去不是，现在也依然不可能是简单的game，它被不同的国度和人群以不同的方式“政治化”。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他还以当年中美之间堪称经典的“乒乓外交”作为佐证。

或许，2008年的北京奥运，只是重复并强调着这样的“运动规律”而已。

不过，体育和运动员们不该成为牺牲品，无论如何，以暴力冲击火炬，以及以各种政治目的挟持奥运会，都无法获得道义上的认同。国际奥委会4月16日给《中国新闻周刊》答复称：“IOC(国际奥委会)尊重人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尊重各种组织进行和平示威的权利，也尊重当地社团组织为了维护秩序而采取行动的权利。但是火炬也有能够和平传递的权利。”

2007年的这个时候，北京奥运火炬样式及传递路线同时公布，宣告“祥云”将拥有一个壮美而悠长的旅程——火炬传递线路拟为13.7万公里，历时130天，火炬手人数21000多名，境外传递城市（不计希腊）21个，路线长度、传递范围、参与人数都为历届之最。尤其是，奥运火炬还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首次被安排登上世界最高峰。

中国方面把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主题定为“和谐之旅”，这是极具中国时代特征与政治标签意义的名字，在特定的语境下，它甚至是唯一之选，当然之选。

2008年4月1日，采自古希腊奥林匹亚遗址的火炬从北京出发，“和谐之旅”启程。在此之前的取火仪式上，太阳神之火也曾受到反对者的惊扰，让主办方预感到奥运火炬可能遭遇的波折，但是此后20几天里的风风雨雨，及至波及东西方的动荡，还是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事态让国际奥委会颇为尴尬和忧虑，罗格曾建议，在4月11日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商讨是否将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路线缩短，更有澳洲委员戈斯帕指出，他一向反对庞大的国际圣火传递路线，建议今后取消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没有消息表明，这些建议在那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欧美之旅多烦忧，接下来的几站亚非拉传递，虽很少见官方媒体再以“圆满”形容，总体上北京奥运之火还算安全，这当然要得益于一些特殊对策。

在印度，传递线路由最初的9公里缩减到仅有2.3 公里，且参与安保的警力达到15000人。那些火炬手或许会很遗憾，因为平均每个人的传递距离最终缩减到约33米——参与传递的多达70人呢。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奥运火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总统与新当选的总理同时手持火炬超过一分钟，籍此显示该国与中国一贯的良好关系。火炬手们手持火炬，在完全封闭的真纳体育中心(Jinnah Stadium)内完成传递，而只有受邀嘉宾才有资格现场观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此次火炬接力看上去像一场训练”。

截止本刊发稿时，北京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已接近尾声。除了在个别国家完成得相对顺畅，大多数时候，奥运火炬都要不断面对抗议、骚扰、非议，不断地改道、躲避、自卫，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你很难将它在中国境外的遭遇称为“和谐之旅”。

事实上，“和谐之旅”的诸多不和谐音符，也是火炬传递活动必然要面对的。中国要更多地融合于世界，也就无可避免地要努力消弭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纷乱的“和谐之旅”无情地宣告，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和谐，还只是一个理想与目标，而非对现实的描述与赞美。

    不同体制、不同文明、不同思维、不同意识形态下，形成了完全迥异的理解和处事方式，假如不是因为北京奥运会和火炬传递，或许人们并不会意识到彼此的差异竟至如此之大。“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其实也是一个遥远又迷人的愿景。

奥运火炬传递仪式始于纳粹时期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来国际奥委会钟情于这种仪式的象征意义，使之逐渐成为历届奥运会前夕的保留节目。在主办国之外传递火炬，除了宣扬奥林匹克精神，更直接的目的，无非是提醒全世界，“奥运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3月的希腊，“圣火”采集仪式上，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平缓而短暂的开头之后，突然拔高许多的声调传递出一种异样的情绪。中国的普通民众后来通过电视直播以外的渠道才知道，有几个“记者无疆界”组织的人干扰了会场，导致刘淇主席大为意外和不满。据了解，在点火仪式前，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也对可能出现的藏独分子有所防范，但他们全然没有想到，最终出来制造混乱的会是几个外国人。

一位参与境外传递的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姜轶透露，即使在伦敦站的传递前后，面对巨大的干扰，整个运行团队仍显得准备不足，工作略显混乱。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北京迫不及待地喊出“我们准备好了”，现在看来，不仅是刘淇主席和他的团队，整个中国都尚未对奥运可能伴生的麻烦做好准备。在火炬传递之前，经媒体不断渲染，绝大多数中国人迷恋于巨大的喜悦、期待与自豪之中。奥运事关一个庞大国家的吉祥，人们不希望也不相信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奥运火炬首先成为吉祥的象征，但它也不幸成为了奥运挫折感的象征。在伦敦，它险些被干粉灭火器击中，在巴黎，它先后多次被熄灭，在旧金山，它几乎穿上了“隐身衣”。

麻烦在抵达西方世界之前已经偶有出现。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火炬在蓝色清真寺为起跑仪式做着准备，距现场100多米开外，二三十名东突分子举着蓝色星月旗抗议，并曾试图冲击火炬，很快被警方控制。

“祥云”有惊无险，但在通过欧亚大陆桥的欧洲段期间，奥运火炬却由于自身的原因熄灭了。没关系，拿出后面的备用火炬悄悄点燃就是了。

    据跟踪火炬传递的记者透露，在希腊境内、甚至在北京传递期间，奥运火炬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小故障，不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奥运火炬熄灭的信息都被有关方面屏蔽掉了。

一簇火焰而已，无论是主动熄灭还是被动熄灭，或是意外熄灭，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要相信公众会有一个心理适应和接受的过程。或许可以说，火炬的熄灭，也意味着一个某种“迷信”的破除——很多时候，人们忘记了奥运火炬所宣扬的精神，而它的象征意义却被过分关注。

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地，杯葛北京奥运的群体绝对不像某些中国官方媒体描述的那样，只是“一小撮被孤立的藏独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对北京奥运都开始抱有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在法国巴黎，一位当地的摄影师曾想为中国媒体拍摄照片，反映法国民众也有大量的北京奥运支持者，他拿着几面小的中国国旗请现场的一些法国人配合，却遭到了一次次的拒绝。在旧金山，我看到的打着“支持西藏独立”、“反对北京奥运”标语的西方人，明显多过现场的藏族示威者，而表明自己支持北京、支持奥运立场的西方人，只占现场人数的不足一成。

借着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这个时机，崛起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被非常直观、集中地凸显出来。而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一些小插曲既激化着冲突，也在对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做出某种解释。

奥运柔道冠军、法国运动员大卫·杜耶原本很有热情地参与到火炬传递中，但事后却转为失望和愤怒，据杜耶讲述，当巴黎街头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法控制，来自北京的工作人员未加任何解释，一把就拧灭了杜耶手中的火炬。在杜耶看来，自己视奥运火炬如生命，中方人员如此不礼貌的行为伤害了他作为火炬手的感情。而杜耶的不满被媒体传播出去，形成难以估量的放大效应。

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交流，在奥运火炬巴黎站的传递中，法国舆论渐渐对中方组织者形成不佳的印象：随意更改路线，行事“霸道”，不善沟通。

据《体坛周报》驻法国记者赵威介绍，在巴黎站的传递中，官方出动了3000以上的警力，这在以往的各种类似大型活动中是极其罕见的规格，他认为那些关于巴黎市政府“纵容”、“不作为”的指责是不恰当的，持不同政见的游行示威群体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而且针对奥运火炬出现过激行为，在法国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我认为，巴黎官方确实没想到场面会这么难以控制。”

赵威说，在巴黎，反对北京奥运的声浪显然大于支持者们。本刊记者姜轶在伦敦的感受则是，奥运火炬有惊无险，支持者与反对者尚属势均力敌。英国人本来就不喜欢很激烈的表达方式，他们不过是凑个政治的热闹，借机表达一些未必明确、坚定的态度。另一方面，考虑到伦敦是接下来的2012年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官方已在安全方面尽其所能，他们也不希望奥运火炬在这里遇到大麻烦。连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报》也发表评论说，“假如我们抓住中国的一些问题不放，那么到了2012年，英国出兵伊拉克这样的不光彩的把柄就会被别人抓住。”

“祥云”在伦敦传递的时候，天降大雪，却依旧人潮涌动。

英国电视channel-7 的当日转播中安排了一次与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的连线，不巧的是，电话接通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听起来正在和旁边的人愤怒地抱怨：“他们（指火炬护卫队成员）粗野地推搡我，简直就像——打手！”

塞巴斯蒂安的这一段话无意中经由电视传递出去，恶化了公众对于奥运火炬传递的印象。

火炬手之一、节目主持人Konnie Huq也认为，火炬护卫队员太富攻击性。“他们大声对我们下命令，比如‘跑！停！’等，我则在想：‘天哪，这帮人是干什么的？’”《每日邮报》援引她的话说，“在我举着火炬的时候，他们不停地把我的手臂推高，他们真是……有趣。”

对奥运火炬护卫队成员身份的质疑，贯穿着欧美段的传递过程。

尽管奥组委官方一再解释火炬护卫队员的“志愿者”身份，却无法完全消除人们的怀疑。据早些时候的中国媒体报道，这些队员都是武警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并经过艰苦的特殊训练，“文武双全”，他们还被要求熟悉沿途国家的语言和风俗。尽管如此，在护卫火炬的过程中还是无法避免一些误解和冲突。

在外界的质疑声浪下，中国的火炬护卫队也在悄悄改变形象和行事方式。他们摘下了墨镜，他们反复强调“只防御、不攻击”的原则。

与编制为30人火炬境外护卫队担负相似使命的，是传递路线上的万千华人、华侨，他们发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保卫圣火”的行动，与意见相左的一方势同水火，甚至到了争夺每一块“阵地”的地步。肢体上的冲突也偶有发生。

严格来说，奥运火炬是属于国际奥委会的，所有权不归中国，“保护”一说显得有些矫情。况且，跑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去大张旗鼓地去开展“保护行动”，也似有不妥吧。

本刊特派英国的记者姜轶注意到，英国舆论对于中方发言人的某些表达方式显然难以接受，甚至深为反感，比如谈到达赖时动辄出现“阴谋”、“指使”、“批着羊皮的狼”等词汇，“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近似于个人攻击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

而达赖方面的发言人通常都是西方人，他们熟悉西方人的思维和接受方式，更容易博得好感。假使把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展开的活动而视为一场超级政治公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目前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思维逻辑和行事方式，西方社会的媒体和民众很难理解，如果把这种因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误解称为“妖魔化”，显然无助于误解的消除。

“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艰难参与完伦敦站的火炬传递，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感慨道。

当地时间4月9日，我亲历了美国旧金山几万人参与的火炬传递活动，尽管“祥云”最终暗渡陈仓，善意地戏弄了所有人的热情，但是当人们在傍晚来临时离开，似乎都已各得其所。

旧金山是一座以自由精神和宽容度著称的城市，在奥运火炬这个主角缺席的情况下，整个旧金山北部的海滨大道完全成了两个阵营的表演舞台。为中国加油的华人阵营人数上显然大大多于藏族示威者，而后者的组织性更强，声援者众，也不甘示弱。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阵营都不想给对方自由表达的权利，而是选择了压制，压制对方的声音，压制对方的旗帜。

这种情况在下午三点以后更为明显。双方都苦寻火炬未果，转而开始了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大到几百人的对垒，小到两个人的单挑，到处是激烈的论战。

我旁听了其中几场论战，基本都是自说自话，彼此没法说服对方，甚至也没想说服对方——你很难奢望秉持迥异的价值观和立场的两群人达成共识。讲了几句道理之后，论战就升级为较量谁的声音大，谁的感情充沛，渐渐地，双方主辩已经激动到鼻尖顶到鼻尖。看得出，双方也都尽力避免擦枪走火，每当有人推搡“对方辩友”或撕扯对方旗帜，本方阵营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极力劝阻。

论战只是他们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外围，“China Go Go Go”与“Free Tibet”一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华侨华人偶尔还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对阵双方看重的，就是谁可以制造出更强的分贝。在遥远的太平洋东海岸，居然可以亲睹如此熟悉的“拉歌比赛”，实在是叹为观止。

旗帜的战斗也在进行着，看到哪里有“雪山狮子旗”招摇，就会有更多的五星红旗拥过来，接着是“雪山狮子旗”增援，五星红旗再增援。彼此都想把“对方的气焰”压制下去。冷眼旁观，我很难说清这到底像一场针锋相对的政见角力，还是一场孩子气的游戏。

辩论会的外部氛围很是宽松，零星的警察慵懒地晒着太阳，甚至连几个裸体示威者来回游走了两三个小时，也未被干涉。如此宽松的环境，反倒凸显出街头论战的激烈程度有些夸张。给我的感觉，这些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或中国侨民，大多还没有适应这个陌生的舞台。

正如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杨恒均在悉尼撰文指出，“（无论）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者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我倒是很欣喜地看到另一些场景的出现：当某些辩论会结束，双方主辩竟可以握一握手，来一句礼貌的英语：“glad to meet you.（幸会）”

不是吗，以奥运火炬的名义，大家参与了一场与政治有关的PARTY，未必充分但却尽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已经很难得了。一位在伯克利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我说：“不管怎么样，大家在美国开了眼界，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

“祥云”依旧搭乘着“CA2008”专机进行着自己的环球“和谐之旅”，在它途径的个别城市，至今余波难平。因为不满巴黎市政府火炬传递中的态度，并怀疑某些企业支持“藏独”，4月20日，上万名华人在巴黎市区集会抗议，而在中国国内的许多城市，针对法国企业的“抵制”浪潮也此起彼伏。

因长路漫漫，颇多坎坷，奥运火炬重回中国的盛况更被期待，那也将是更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之旅”。不过境外的坎坷长路不应因此被淡忘和回避，对于以崛起为目标的中国而言，一段长路仅仅是刚刚开始。

2008年的春天，是一段疼痛的记忆。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认知中国，竟是在不安、敌意乃至冲突中开始的，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开头，但也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未必就意味着一个糟糕的结局。

不止是轮椅上的火炬手金晶，所有原本对奥运会有着朴素热爱的运动员、普通民众，包括奥运火炬本身，他们被裹挟到各种利害纠葛中，情非所愿。世间丑恶借美好梦想之名以行之，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奥运之痛。